第十二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综述

 

第十二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综述

理论建构·应用研究·中国视野
 ——第十二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综述
曲英梅 林正军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4)
一、引言        
       2016年7月15-17日,由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銘玉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张绍杰教授,同济大学张德禄教授、山东大学屠友祥教授、苏州大学赵爱国教授作了主旨发言,胡易容教授和余红兵博士代表青年学者发言。此外,杨忠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田海龙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辛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林正军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王永祥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腊宝教授(苏州大学)、贾洪伟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汪少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曹进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和王军教授(苏州大学)等学者也参与了研讨。来自全国各地四十多所学校的近百名专家代表齐聚长春,紧紧围绕“符号学之理论构建和应用”的会议主题,从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翻译符号学、符号学与传媒、符号学与艺术等方面探讨符号学相关议题,会上发言各抒己见,会下讨论生动热烈。炎炎夏日,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为北国春城注入了一股学术清风。本次会议内容代表了我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展现了符号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即开拓性、应用性和本土化。

二、理论建构:语言符号学理论的多维拓展
        自1994年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在胡壮麟等学者带领下,中国符号学研究不断发展,成绩斐然。符号学的理论起源于西方,以法国、美国和俄罗斯为中心不断发展。关注国际符号学研究动态,引介重要符号学理论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自苏州大学的赵爱国教授对俄罗斯形式主义范式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评介,深入把阐释罗斯形式主义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法。除了善于学习先进理论之外,我国的符号学研究能够在“语言符号学等优势研究基础之上,关注新兴增长点,拓展新的研究方向”(苏晓军,2016)。理论的建构拓展也是本次研讨会重要特征之一。以胡壮麟教授、张德禄教授和张绍杰教授为代表的与会专家立足于传统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分别在功能维度、认知维度和社会维度拓展和深化了符号学理论论述。
2.1 功能维度
     韩礼徳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秉承了索绪尔语言符号的“系统”观,但与索绪尔不同的是,韩礼徳没有从结构入手,而是从意义,即功能入手来描写语言符号系统。系统功能主义认为语言的使用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在不同层级的功能(语义)系统内对意义潜式做出的选择。胡壮麟先生作为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开拓者(1983,1984,1990,1991,2000,2013)一直把系统功能学研究和符号研究紧密结合。本次会议上,先生做了题目为“谈符号学研究的适用性”的报告,论述了“ 适用语言学”之“适用性”对推动和发展我国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韩礼徳(2008)在《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一书中提出了“适用语言学”的概念,指能够“适用于帮助众多在工作中需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语言打交道的语言学理论”,适用语言学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最新研究热点。胡壮麟先生认为“适用性”是一种关乎如何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对符号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先生首先从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入手,阐明了“意义是符号化过程的本质”的观点,符号意义即为一定语境下语言使用者所作的“精确选择”,而这种选择受到“社会理据”的制约;“适用性”指导下的符号学研究需要从符号外部估量符号研究的目标和价值,避免理论和使用的割裂,指导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解决语言(符号)有关的种种问题,即从不同的社会、职业、教育和学术语境入手,发展和建立适用于有关语境的语言(符号)理论模式;在适用性原则下,符号学研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符号学理论应该能够指导解决与现实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汉语规范化问题,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问题,路标的设计和表述等,因此好的理论应该是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以指导持续的、有效的实践。先生同时指出,从目前我国符号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理论和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不够好,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没有成立符号学研究机构,高校还没有建立培养符号学人才的院系或专业,符号学研究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因此符号学研究学者任重而道远。
2.2 社会维度
       作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性特征之一,社会性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次会议中,除了胡壮麟先生在适用语言学的框架下讨论了语言选择的“社会理据”之外,张德禄、田海龙、卢德平等学者也从不同方面深化了语言符号的社会学阐释。
       张德禄教授做了题为“社会符号学与语境研究”的主旨报告。他首先探讨了社会符号系统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包括符号系统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符号的选择和运用与情景语境之间的关系,包括符号所适用的情景和在情景中的功能等。以多模态话语为例,张教授探讨了如何使多符号系统的选择成为可能,并且通过对语言语篇语境和多模态语篇语境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多符号语境和语言语境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方面表现出来的异同。最后,张教授提出希望建立一个从系统到应用,从文化语境到情景语境的统一分析框架,这一点与胡壮麟先生关于建立“适用性”符号理论的主张不谋而合。Hodge & Kress(1988)认为所有的符号行为都是社会行为和过程。而任何社会行为和过程都是在一定语境下发生的,因此符号及符号系统赖以生存的语境理应成为符号学的重要研究领域,遗憾的是目前关于社会语境的论述尚不多见,张德禄教授的发言及后续研究必将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与张德禄教授聚焦于符号使用的“语境”不同,田海龙教授定位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符号与其社会意义之间来解读符号系统及符号行为,在符号学的社会维度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田海龙教授在题为“语言符号的社会意义—一种间接性阐释”的报告中,提出了“符号与其社会意义之间媒介性关系”的主张。田教授首先指出,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直接的。但是当所指为一种抽象的社会意义时(或者联想意义),符号与其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性,而是媒介性,言语者的兴趣、目的和态度以及权力关系等是媒介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这种媒介性,符号与意义之间呈现出动态特征,语言使用才具有了无限张力和创造力。田教授融合了社会学和批评话语的视角来阐释符号与社会意义关系,为符号意义的动态解读提供了依据,为符号意义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卢德平教授在哲学家舒尔茨的“多重实在”理论框架下,论述了符号对于人在日常生活、宗教、文学、科学等多重社会实在之间栖居、活动和转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社会符号学在意义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后结构主义意义研究的倾向,迎合了哲学领域关于意义研究的社会构建理论,也丰富了语言符号学对意义生成的理解和阐释” (田海龙,2015)。因此,社会符号学将会是符号学研究最具活力的增长点之一。 
2.3 认知维度
       索绪尔认为符号学是关于心智运作的“普通心理学” (Miers,1982),胡壮麟先生指出这里的“普通心理学”即为今天的认知科学(胡壮麟,2010)。符号学与认知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次会议上东北师范大学的张绍杰教授和山东大学的屠友祥教授分别从“共时同一性”和“居间介质”的角度讨论了符号意义范式,两位学者的研究不约而同谈到心智认知或人的意识因素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相关观点对还原索绪尔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张绍杰教授长期关注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本次会议的发言题目为“共时的同一性:心智认知的机制”。他首先引用了索绪尔的比喻来说明什么是符号的“共时同一性”,例如晚上八时四十五分日内瓦-巴黎快车,相隔24小时开出,虽然每一列车的乘客不同,可能乘务员也不同等,但人们还是认为它们是“同一”列车。“同一性”指不依赖于形式(物质)的相同,也不依赖于意义的完全相似,而是具有相同心里现实的符号价值关系。符号的共时同一性揭示符号是音义结合的心理实体,是有价值的语言单位,而符号的价值是语言社团集体确立的。接着张教授又阐释了语言与交际的意向性,区分了个体意向和集体意向,并指出意向性源于人的心智(mind),指心智的指向,意向是通过对符号编码后的命题来表达,对意向的认知就是把编码后的命题作为理解的起点。张绍杰教授认为从心智的内部考察,语言和思维具有同一性;从心智外部考察,符号间构成的价值关系体现同一性,同一性为语言形式的选择和意义表达提供了认知理据。因此,共时同一性是心智认知的机制,为语言建构世界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通过对符号“共时同一性”、“意向性”及“心智认知”的分析,张教授提出了三个根本性问题,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普遍原理?其认识论是唯理主义还是经验主义?索绪尔本人是语言学家还是语言哲学家?这些问题的再思考必将会引起人们对索绪尔及其理论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
        屠友祥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语言单位:居间介质和话语链”。他认为从意义整体来确认语言单位,展现了心智纵向聚合的一面,中间介质是其最重要的表征,而横聚合的一面,则呈现为话语链。居间介质是概念和听觉印象的相互蕴含体,而言说主体的语言意识是居间介质的确立者。屠教授强调正是由于居间介质的区别作用、差异作用,语言单位得以产生,符号世界和意义世界能够合一。居间介质这一概念可能使我们以前对索绪尔理论的理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理论作为符号学理论的源头始终是符号学研究的热点,会上不但有资深专家剖析,也能听到青年学者的声音。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金毅强博士认为当前一般符号学理论不足,难以担负其在人文社科中基础性作用,并提出建立一个能够描述符号过程之间联系(符号过程内在机制)及符号与世界之间联系(符号过程外在机制)的系统化符号理论。山东大学张延飞博士介绍了索绪尔理论在符号理据性和像似性方面的论述,并分析了索绪尔相关思想在中国的“误读”及其成因。
        除了从心智认知来阐释索绪尔理论之外,会上部分研究还采用了认知语言学理论视角对符号话语进行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张宇和林正军教授对语言使用中人际隐喻的认知象征模式进行了解读,南京师范大学汪少华教授采用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分析美国政府话语符号背后的框架和隐喻。天津外国语大学的于鑫教授对构式概念作出了符号学阐释。

三、应用研究:符号学“地形图”的丰富
        符号学理论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王銘玉,2015:472)。符号学较强的学科间性是符号学在其他领域广泛应用的基础,近年来应用符号学在语言、艺术、传媒等领域发展较快,硕果累累,出现了《现代语言符号学》(王銘玉,2013)、《社会符号学》(林信华,2011)、《艺术符号学》(冯钢,2013)等多部著作。总的来说,符号学的应用研究大体可以分为理论应用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所谓理论应用指把符号学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其他领域,构建符号学视野下的学科理论,如翻译符号学、社会符号学和电影符号学等;实践应用指将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分析具体符号过程和符号使用之中,通过对大量符号事实的分析,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与符号相关的问题。第12届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的重要特征之二就是符号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既有理论应用,也有实践分析。
3.1 符号学与翻译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系紧密,我国学者早在20年前已经开始探讨符号学关照下的翻译活动(隋然 1994;李广荣 1994,尹城 2002;陈宏薇 2003;衡孝军 2003;贾洪伟 2007)。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符号学与翻译学终于“联姻”(贾洪伟,2016a),形成了翻译符号学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王銘玉(2015)把翻译符号学界定为符号学门类下的一个分支领域,专门用来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现象及相关问题。贾洪伟(2016a,2016b)从翻译概念的历时演变出发,论述了建立翻译符号学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翻译符号学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对象给予了界定。两位学者的著述极大推进了翻译符号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
        本次研讨会上,贾洪伟教授继续关注符号翻译学的发展,做了关于“批评与建构 --雅格布森三重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的报告。以洛特曼的“符号域”及其相关思想为参考,以历史文献为依据,贾洪伟教授对在语言学、符号学和翻译学三界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雅格布森“三重译域说”进行了批判和重构,提出建构适用于翻译符号学的“域内”、“域际”和“超域”三类译域范畴。此外,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吕红周博士引介了Peter Torop的文化符号学翻译观,区分了文化符号学和翻译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并探讨了符号学和翻译学方法论综合的可能性问题。除了理论应用研究之外,本次会议也出现了一批将符号学运用于翻译实践的议题。如黑龙家大学的李家春博士从文化符号的默认意义视角,讨论了跨文化翻译策略;沈阳师范大学的佟颖老师,在社会符号学框架下讨论了翻译等值实现问题;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林晓宁同学,基于社会符号学相关理念,对一些中国传统菜名的翻译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讨论;来自上海理工大学的杨晋老师对口译笔记的语言符号进行了特征描写和分析,并提出了有效的处理原则。本次会议研究显示,符号学在翻译领域正在开辟越来越广阔的空间,这必将促进翻译符号学的快速成长。
 3.2 符号学与教育
        我们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人的符号化与教育息息相关。“既然符号学家论证了符号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那么我们的教育就理应让学生成为一个体认符号、理解符号、运用符号的符号人。”(程然,2015)。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把符号学和教育研究相关联,并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发现,直到2010年加拿大符号学家马赛尔·德西尼首次提出教育符号学的概念(edusemiotics)。国内关于教育符号学的论述目前尚不多见,苏晓军教授(2016)曾经撰文强调符号学在教育,尤其是外语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他认为“对教师来说,教育符号学提供了一种对认知、情感、教学策略的整合方法,有助于审视教育问题和指导学生的知识习得”。受苏晓军教授的启发,在本次会议上,青年学者余红兵博士做了题为“符号模型和教育(Semiotic Modeling and Education)”的报告。基于Thomas Sebeok 的建模系统理论,他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符号学?” ,“什么是教育符号学?”两个问题,通过回答这两个问题阐释了符号学和教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余博士认为符号本身就是认知和启发学习的工具,而教育符号学是介于符号学和教育哲学之间的关于人类认知的科学,符号学方法论上的优势可以弥补西方教育研究自心理学转向以来在哲学思考、本体论等方面的不足。除了教育符号学的理论和引介之外,本次会议中也出现了符号学视角下关于英语教和学的具体研究,来自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陆丹云老师从符号学视角分析了近三年的高考作文,嘉峪关第一中学的郭忠民老师做了“符号学视阈下中国学生英语拼读错误的思考和解决方案”的发言,东北师范大学的高洪波副教授及几位研究生对教师课堂话语符号进行了分析。教育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尚属于起步阶段,符号学理论及方法论之于教育和教育研究的价值有待于更多学者去研究发现。
 3.3 符号学与传媒
       上世纪90年代,符号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之后,我国学者开始有意识的把符号学和传播学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周军,1994等)。近二十年来,研究成果不断增多,文化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成为传媒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传播符号学的学科地位逐渐形成。基于符号学的话语分析和叙事学研究方法成为传播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取向(丁和根,2010)。四川大学胡易容教授在本次会议上作了“传播符号学中国进路二十年”的报告,他从符号学的哲学源起、符号学学科化过程谈起,回顾了中国传媒与符号研究的二十年进路,分析了中国传播符号学的学术路径和典型方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播符号学未来发展的可能判断。胡易容教授认为当前世界符号学运动逐渐走向多学科融合与多样化对象的复杂局面,而传媒技术成为导致符号样式转变的关键性因素,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符号学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是走出自己的道路,建构起自己的独特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 在小组讨论中,符号传播学展现出多样化的主题,出现了关于微博、微信、广告、历史建筑物语、和城市屏幕等传媒符号的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李珺老师借助皮尔斯对符号表意系统的研究来分析了微信表情包,关注了表情包中图像与意义的关系,以及表情包实际使用中的问题。西北大学的曹进教授的发言题为“表意符号的网络再生及其生成逻辑脉络”, 运用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对网络传播表意符号进行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介入表意符号传播后,汉语言文字传播进入一种特殊表意状态,网络空间成为大众对民间语文符号再解构和再符号化的场域。
       关于符号学应用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除了翻译、传播和教育领域外,部分论文还涉及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符号学与文学艺术的应用研究。苏州大学的沈鞠躬明博士作了“跨文化符号学理论构建研究”的发言,融合跨文化交际研究、文化符号学和交际符号学研究三个领域,提出了建立跨文化符号学研究框架的理论构想;厦门大学的李力教授从符号价值角度探讨了术语的标准化和本地化问题。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包括对一些中外著名文学作品的符号学解读,对时下具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分析等。如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穆浩老师在Gunther Kress 和 Theo Van Leeuwen创立的视觉语法指导下分析了《星球大战》两个版本海报中所呈现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及构图意义,探讨同一主题电影不同版本海报内符号差异所导致的表义性差异。
      本次会议充分发挥了符号学的跨学科优势,为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对话提供了平台。符号学方法论的介入,为翻译学、教育学、文学、传播学等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学者对本领域一些基本问题重新思考,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人们常用“地形图(map)”来比喻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和分类,本次会议上符号学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研究无疑会为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地形图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中国视野:符号学的本土化研究
       中国符号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发展的起步阶段、平稳发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王銘玉,2003)。众多学者对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学者的符号学理论从引介、批判到广泛应用,符号学研究硕果累累,中国元素不断增加。随着符号学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符号学资源不断被挖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追溯中国符号学思想,试图建立中国本土的符号学理论。
        王铭玉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路径”的重要发言,他指出符号学起源于西方,法国、美国、俄罗斯被誉为“符号学三大王国”,和西方符号学相比,中国学者对符号学进行有意识的研究历史仅有三十多年,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学术资源独特而丰富。王教授详细阐释了13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研究领域,包括易学符号学、名学符号学、训诂学符号学、汉学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佛教哲学符号学、术学符号学、典故符号学、艺术符号学、音韵符号学、人类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符号学视阈下透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为中国符号学理论建构搭建了宏观框架。符号学的本土化研究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符号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对此王铭玉(2003)、赵毅衡(2009)、苏晓军(2016)和王永祥(2016)等学者都做过相关论述,会上王铭玉教授首次对中国视野下的符号学研究作系统分类阐释,勾勒了中国特色符号学发展的远大图景,并对中国成为“符号学第四大王国”充满信心,令参会代表倍感激励和振奋。
       南京师范大学的王永祥教授也作了关于“从三个角度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向”的报告,从符号学理论框架体系、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符号学在中国发展的现实状态三个方面预测了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兰州大学的祝东教授对《老子》的“自然”思想作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符号学分析。他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交流对话中,人用符号系统模塑了自然,并从中获取了不同的意义。《老子》中作为概念的“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之意,从符号域的角度看,这其实是尊重域际交流自主性,用“无为”来维系符号域内部和符号域之间交流的平衡。《老子》一书作为自然界的自然乃是用“天地”、“万物”指代的,而这种文本意义的建构是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相关。
        除了理论建构和展望之外,小组发言中涌现一批符号学本土化的实例分析。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牛月明教授运用符号学思想和方法,分析中国语符系统的特征;新疆大学的颜秀萍教授对新疆于田显达里雅博乡300多个维吾尔族语和田土语地名符号进行了分析,得出其构词方式和命名理据。西北大学张硕老师和天津外国语大学魏小薇同学分别对比了中西文符意指活动和中西词汇文化,吕梁学院燕晓芳老师从语言相似性角度分析了三叠品字字符的意义。通过本次会议交流,必将会有更多学者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和符号资源。

五、结语
        经过两天热烈的研讨,交流了学术,增加了友情,第十二届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闭幕。在闭幕式上,研究会新任秘书长王军教授宣布了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理事会的决定:深受大家爱戴的胡壮麟先生辞去了会长职务,王铭玉教授经选举成为新一届语言与符号学会会长。在新会长发言中,王铭玉会长回顾了我国语言符号学发展的三十年道路,对胡壮麟先生为中国符号学研究作出的贡献高度评价并表达诚恳的致谢,对未来语言与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短期和长期的系统规划。第十二届语言与符号学会议既是一次总结大会,也是一次展望大会,完成了研究会组织的新老更替,在我国符号学研究发展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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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
此文转载自《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66~70页。